米兰冬奥会的运动员村，近日因避孕套的“告罄”事件引发关注，也让一项延续数十年的奥运传统再次浮出水面。最初投放的约9700至10000只免费避孕套，供约2900名运动员按需领取，人均仅3只左右。然而，仅仅三天，这些物资就被一扫而空，甚至有匿名运动员向媒体透露，组委会承诺补货但具体时间未定，更有甚者在社交平台分享领取点位置，印有奥运标识的防护用品成了“热门物资”。
面对这一突发情况，米兰冬奥组委迅速做出回应，确认将尽快补充物资，以满足运动员的基本健康防护需求。伦巴第大区的相关负责人也强调“健康第一”的原则，表示要通过常识和防护措施保障所有参赛人员的安全与健康。
奥运村免费发放避孕套，看似令人惊讶，实则不然。这项始于1988年汉城（今首尔）奥运会的做法，已经成为一项比许多现代奥运项目历史更悠久的国际惯例。
展开剩余72%上世纪80年代，艾滋病在全球肆虐。为了防止这一致命疾病在聚集了上万名年轻人的奥运村内传播，韩国主办方首次试探性地提供了8500只避孕套，并附带关于艾滋病预防和安全性行为的教育手册。这一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举措，开启了一个先河。
此后，奥运会便将免费提供避孕套作为“标配”。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，发放数量跃升至5万只。2000年悉尼奥运会，7万只的储备一周内告罄，不得不紧急追加2万只。2004年雅典奥运会提供了13万只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则发放了10万只特别设计的纪念版避孕套。
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这一数字达到了惊人的顶峰，主办方创纪录地发放了45万只避孕套，包括10万只女用避孕套和17.5万份润滑剂，人均约42只。即使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，组委会也准备了16万只避孕套，赛后以礼品形式发放。2024年巴黎奥运会，这一传统得以延续，为约10500名运动员准备了22万至30万只避孕套，其中包括约2万个女用避孕套和1万个口腔保护膜，包装上还印有“公平竞争”、“征求同意”等标语。
相比之下，米兰冬奥会初始投放的约9700只避孕套，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数量来看，都显得格外“保守”，与巴黎夏奥会人均约20只的配备相比差距巨大，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这批物资会消耗得如此之快。
那么，奥运村对避孕套的需求为何总是如此旺盛，甚至屡屡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呢？
首先，也是最核心的原因，在于严肃的公共卫生防护。奥运村在短时间内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数千名年轻人，性传播疾病，特别是艾滋病，存在潜在的传播风险。免费提供避孕套，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预防措施之一。这并非鼓励性行为，而是为可能发生的行为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，将公共健康风险降到最低。国际奥委会也将这一做法明确纳入其“健康教育计划”。
其次，是对运动员生理与心理需求的人性化关怀。顶尖运动员常年进行高强度训练和比赛，身心长期处于紧绷状态。奥运会作为竞技巅峰，赛前压力巨大。研究表明，适度的性行为有助于降低压力、改善睡眠、缓解焦虑，并不会对力量、耐力和反应速度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在赛会期间，这被视为一种合理的压力释放和身心调节方式。
此外，避孕套在奥运村里还衍生出了独特的“非使用”价值。印有奥运会会徽、吉祥物或特色标语的避孕套，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限量版“奥运周边”纪念品。许多运动员会大量领取，并非为了即时使用，而是带回国收藏或作为礼物送给朋友。在村里，它们甚至可能成为运动员之间交换徽章、促进交流的“社交硬通货”。历史上，还有运动员利用其防水特性，来临时修补皮划艇等运动装备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届米兰冬奥会是“史上最分散”的冬奥会，赛事分散在米兰、瓦尔泰利纳、费耶美山谷和科尔蒂纳四个赛区，覆盖面积广阔，并设有多个分散的“迷你”奥运村。这种前所未有的分散模式，可能给初始的物资调配和需求预估带来了更大的挑战，也是导致首批投放量相对谨慎的原因之一。
围绕奥运村发放避孕套这一现象，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和媒体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解视角。在一些文化观念里，奥运会是需要运动员极度专注的竞技场，运动员应积极备战，不做与比赛无关的事。而在另一些文化视角下，奥运会不仅是最高水平的体育竞赛，也是一个全球青年文化交流、欢聚的盛会，更注重对参与者作为完整个体的全面关怀，包括身心健康。避孕套的发放与快速消耗，正是这种文化氛围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的具体体现。
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，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8500只试探性的避孕套开始，这项措施已经深深嵌入现代奥运会的运行体系之中。它从一项应对特定传染病的公共卫生措施，逐渐演变为一项涵盖疾病预防、健康倡导、人性关怀甚至文化纪念的综合性服务。每一届奥运会，组织者都需要面对如何科学预估这一“特殊物资”需求量的课题。2026年米兰冬奥会“三天告罄”的事件，再次以最直接的方式，证明了这项传统的生命力和现实必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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